“不知你們有沒有調查過我，我是白手起家，父母都是農民。 我上初中前，幾乎沒有離開過我們村子，枋徑村，你們肯定沒聽過，在桐州靠西北邊的一個鎮裏。”

一提到桐州，趙蘇漾就想起幾個月前自己和一琴在龍葳古城旅游時遇到的覡族火災案。不過，桐州那麽大，小小一個村，如果不出點特別的事情，誰會知道？

地名也同樣引起了岑戈的註意，他擡眼望向趙蘇漾，正好，她也朝這裏看來，四目相對，她心知肚明地微微一笑，低下了頭。岑戈想起她當時心心念念的“興奮劑”，不禁也莞爾。不知那時她能不能想到，幾個月後的今天，兩個人坐在同一間審訊室裏，再次為了一個案子而殫精竭慮。

“我們家很窮，底下還有一對龍鳳胎的弟弟妹妹，不過，很不幸，他們在很小的時候生了場病，都沒了……我爸身體不好，幹不了體力活，一年365天有300天都病躺在床上。”董佳益放松了些，靠在椅背上，雙手交疊平放在跟前的小桌子上，“初中我是去鎮裏上的，高中去了縣裏的一中。毫不誇張地說，我讀書很刻苦，因為我知道自己不能一輩子留在村裏，靠種菜種果園為生。可是我考上首都的一所重點大學時，跟所有貧困生一樣，學費和生活費的問題擺在了我父母和我面前，那時比較早，助學貸款什麽的，我們不懂。這些費用是村長幫忙解決的，村裏人你家五十我家一百地湊，我媽欠條一張張寫，連二十塊錢的都寫，最後總算湊齊了。我去上大學後，家裏又少了一個勞動力，生活更不好了。我沒閑著，勤工儉學，一點一點地還村裏人的錢。”

同樣是欠著學費，前幾天抓獲的“劃臉男”尹斌和董佳益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一個好吃懶做，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怪學校怪社會；一個勤工儉學，辛辛苦苦如滴水穿石地還著。偵辦尹斌案的趙蘇漾感觸頗多，尹斌又懶又可惡，可犯下的罪行比當初勤工儉學的董佳益輕許多。世事多變，用曾經的行為來評判今天的罪犯，看上去毫無價值。

“我推銷過牛奶、英語報紙、手機卡，還做過很多，我也忘記了。”董佳益搖了搖頭，接著說：“反正，錢我是一點一點還完了。畢業後我找到一份工作，收入還可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很多東西就不一樣了。有些老鄉寫信或者打電話給我，問我借錢。”

正在記錄的趙蘇漾擡頭看了看他，覺得他眼中的冷峻更甚。

“那時，對於他們，我是懷著感恩之心的，年輕啊，講義氣，講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甚至覺得，為了償還他們的恩情，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畢竟當年沒有他們湊錢給我交第一年的學費，我連大學都上不了。他們只要開口，我就借給他們，一開始，一百兩百的，沒打借條，也沒說什麽時候還，我咬咬牙也就自己挺過去了，畢竟錢可以再賺，大不了吃得差點就是了。村長也找過我，說要修條路，讓我出資3000，我也交了。我剛把錢給他不到一個月，我爸生了場重病，我把他接到首都醫院，可我手頭基本沒什麽存款，只能先向我的同學、同事借，好不容易把我爸的住院費那些給墊了。我爸的病好了回去，我媽又病了，還得治。等我把我媽送回村裏，村裏人誇我孝順之外，覺得我有本事，有錢，父母連著生病，還能這麽快治好。他們不知道我那時過得多拮據，欠了別人將近兩萬塊錢。那時的兩萬是筆巨款，我不吃不喝拿半年工資才能還上。我又為錢發愁，剛好我有個同學在長寧，說有個項目問我願不願意辭職跟他一起幹，回報率很高，我答應了，因為我得趕緊把人家的錢還上。我搬家那陣，連續吃了一個月的泡面，別說腸胃怎麽樣，膝蓋都發炎水腫了。我都這樣了，還是陸續有一兩個老鄉問我借錢，一開口就是一兩千，說家裏要辦喜事缺錢。我實在沒錢給，他們可能去我家對我父母說了什麽諷刺打擊的話，我媽哭著給我打電話，罵我不能這樣沒良心，忘恩負義。”

商鴻朗有些動容，眉頭微皺，眼神覆雜地望著他。如果不是心理變態，人不會無緣無故以殘害他人為樂，董佳益這段不為人知的灰暗過去，或許就是導致他走向極端的導火線。

董佳益深吸一口氣，慢慢地吐出來，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包煙，很有禮貌地看向趙蘇漾，“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抽根煙？”

“呃……行。”趙蘇漾點點頭。她入行不久，像這樣彬彬有禮的罪犯，十分少見。不過，她碼字時，心理越扭曲的人，就越描寫得風度翩翩，這種反差感她也不算完全沒經歷過。

商鴻朗高興了，把夾在耳朵上的煙也拿下來，正要點，餘光瞥見岑戈偏頭直直看著他，那眼神挺嚴厲的，就默默把煙放到了桌面上。

一根二手煙和兩根二手煙有區別嗎？顯然，某人認為有。

“謝謝。”董佳益頷首，點著了煙。

“我最後還是把錢給了他們。”他夾著煙，見桌上沒有煙灰缸，就用口袋裏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諷刺地笑了笑，把煙灰撣在背面，“可能是因為幸運，我跟我的同學合作的那個項目賺了一大筆錢，可以說是‘第一桶金’，我也摸到了一點門道，決定以後自己單幹。在這期間，老家的人但凡有什麽要求，其實就是借錢，我有求必應，盡管我知道他們從我這裏拿到的錢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我爸媽向他們籌借的學費。我成了‘提款機’一樣的人，肩負著全村人的生活開支，我答應‘借給’他們的錢，晚一兩天沒到賬，他們直接找我爸媽問。我問我爸媽，你們不覺得村裏人有點過分嗎？他們老實巴交的，只跟我講，村長說了，我是全村人供出來的大學生，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裏人給的，該還，就要還。”

“這也太過分了。”商鴻朗嫌棄道，“強盜邏輯！道德綁架！”

對於探員的認同，董佳益不以為意，望著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語氣平淡地說：“從一開始的幾百，到後來說要蓋房子缺的幾萬，我做生意賺了不少錢，漸漸覺得這些錢不是個負擔，可他們三天兩頭的要錢已經讓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給他們錢，就是在打發乞丐。我們那個村一直富不起來，大抵跟村裏人習慣於向鄉裏要貧困撥款、向我要錢有關。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媽還住在村裏，村裏人的言論對他們二老來說比什麽都重要，那是他們的‘名聲’。我想過要把他們接過來，可他們住了幾天就嚷著要回去，說鋼筋水泥的樓房，鄰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習慣，堅決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著自己曾經給人的一點恩惠，就覺得別人應該傾其所有一輩子報恩，得寸進尺。甚至認為，因為你富有，我貧窮，你就應該幫助我，不幫就是你為富不仁，喪盡天良。當這種觀念盤踞於一群人的意識形態裏，就會演變為十分可怕的價值觀，讓那個被他們這樣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錢果然只是一個開端，董佳益說，村裏人求他辦事，生病了，就千裏迢迢拖家帶口跑到長寧來要求住在市醫院，還不能是普通病房。一個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讓他出錢玩遍吃遍長寧。有時一頓豪華大餐後，幾個村民咬著牙簽，眼神清高，“其實大城市的東西也沒什麽好吃，不如我們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賠笑。

一個病好了，回去一宣傳，老董家的兒子怎麽有本事，怎麽有票子，長寧怎麽繁華怎麽好玩，一個月至少兩撥人到他家落腳，胡吃海喝，臨走前帶得帶點什麽洋酒好煙。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徑村高得要命，基本沒有勞動能力的父親還當上了掛名副村長。別說村裏，連鄉鎮、縣裏都有人過來攀親戚，這種“榮耀”對老董家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鄉裏的學校要翻新，董佳益，你這個大企業家能不能讚助些，你可是我們鄉裏學校培養出來的呀。

縣裏的圖書館要增購些東西，董佳益，你這個大企業家是不是該捐些書桌書櫃，沒有我們縣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學不是？感謝信已經寄到你老父母那兒去了，捐不捐的，你看著辦。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董佳益的一雙老父母享受村裏、鎮裏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進了新蓋的二層小樓，也越來越覺得自己的兒子有本事，卻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厭惡的包夾下漸漸患上了抑郁癥。

“抑郁癥使我總是覺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見盡頭的荒漠裏，我經常瀏覽一些鼓吹自殺的論壇和悲觀厭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來越嚴重，一直用藥控制著，最嚴重時，我重金聘請的頂尖Psychological doctor（心理醫生）一周過來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煙燃到了盡頭，快燙了手才曉得摁滅。他摘下昂貴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猙獰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來。“我的靈魂已經死了，肉體還活著罷了。在我眼中，他們也是一樣，只是可供買賣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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